琴刊传真(二期)
 
古琴家胥桐华和他的两个弟子

                                               李保华

    今年是扬州著名女古琴家胥桐华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谨以此文以示纪念之情,兼怀她的弟子、我的朋友张孝刘先生。
    说句老实话,我不懂音乐,更不懂古琴。然而我欣赏这种历史悠久格调高雅的艺术,同时我因为喜欢昆曲,虽然一句不能唱、一曲不能吹,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昆曲的倾慕和喜爱。就因此,我大约在1960年初认识了扬州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家胥桐华先生。那是受扬州书法家和昆曲家张鑫基先生的影响。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晚上,快要过春节了。尽管那个时候“困难时期”已深入城乡,食品紧张,百业萧条,街上冷冷清清。凄冷的月光带引着张鑫基先生和我这个尚不到20岁的小青年步入皮市街后一个称作螺丝结顶的寂静小巷。那是扬州市昆曲业余研究小组成员谢真茀先生的家中,也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之一。才到门前,已经听到里面悠扬清丽的笛声,在曲折而幽深的小巷里高下疾除,听来更觉令人心醉。我们推门而入,里面早己济济一堂。我们的到来似乎并未影响他们的兴致,他们早己习惯于陌生人的闯入,依然乐声盈耳,清响入云。从他们互相对视的目光里,可以得知除我这个不速之客而外,应到的人似乎都到了,但缺了一人,张先生问:“胥先生怎么没来?”“生病了。”张先生不再言语,于是笛声又起,不太宽敞的小屋里迅即回荡起唯有在这座文化古城里才能听到的绝响,是那么婉转飘逸,清丽厚重,荡人心魂。也许此刻在座的好多人的肚子里不过是瓜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这种文化的执著和投入。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老文化之所以如此绵长,难道不是这些平凡而又痴迷的人们的传承和保护才得以延续的吗?
    大约晚九时左右,张先生和我告辞,他说他要去看望一下胥先生,离此不远,问我是否愿意陪同。张先生向我介绍,胥先生不但是这个昆曲组的老曲友,是唱老生的,还是一位古琴家。这更使我产生兴趣,我当然愿意奉陪。于是他带着我从皮市街穿入一条小巷,在一座普通小屋前停下,门缝里透出灯光,那就是胥先生的家了。
    这是一间简陋的屋子,灯光昏暗,屋无长物,靠墙一张床,一张四仙桌子,一些零星的杂物,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了。但桌旁靠墙处却悬挂着一张古琴,我认得那物件,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那阴影是一张琴却没有错。这是唯一能够显示主人身份和文化修养的东西。那时候的胥先生五十多岁,穿着灰布中式的旧棉袄,面容明显比她的实际年龄看上去要老,这是个饱经人世沧桑与艰难的脸,在她身上肯定蕴藏着不少辛酸而动人的故事,但她却宁愿深埋在心底。她不时轻微地咳嗽,嗓子有些哑,是感冒了,但尚无大碍。因此在张先生表示了昆曲组成员对她的关切后就同我一齐告辞了。应该说,初次接触,时间很短,胥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太深。但她的贫困和孤独却使我深为感慨。
    此后,我与胥先生有了近一步的接触。半年多后,一次偶然谈起,才知道我的朋友张孝刘和邓定寰竟然是胥先生的古琴弟子,虽然学的时间不长,但已有几个月了。张孝刘长我大约七、八岁,我认得他是朱福烓先生介绍的。张孝刘个子不高,是个土生土长的老扬州,为人坦诚宽厚,但受到一位在台哥哥的影响,一度时期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只能做做零工。但他有音乐的天赋,二胡拉得不错,还能烧得一手好菜,且乐于助人,因此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明友。虽然不时常见面,但一见面总要拉呱一阵子。而邓定寰刚好和张孝刘相反,个头高大,至少有一米八几,长得高大而帅气,西装革履,时尚烫发,面容白皙,是个颇招惹女孩子喜欢的帅哥。他原是新疆文工团的团员,弹得一手漂亮的夏威夷吉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959年他离开了新疆文工团,回到故乡扬州,一时无事可做,就参加了扬州文化馆的业余文工团,排练着一出叫做《萨拉姆(维语想念意)毛主席》的新疆器乐曲。他是乐队指挥,有时也敲着手鼓弹唱,于是手风琴、二胡、板胡、小提琴、大提琴、洋琴、琵琶、笛子等中外乐器一齐上,少数民族风情加上这样的指挥,奔放而又欢快,常常使国庆路口的人们听得如醉如痴,把文化馆的小楼挤得水泄不通。邓定寰和张孝刘都是文化馆业余乐队的成员,因而成了朋友。邓定寰喜欢作曲,他需要写诗的人为他配词,一个偶然的机会,1961年我和朱福烓、邓定寰在扬州市文联和文化馆的组织下共同到公道、赤岸、湖滨一带采风,因而互相认识,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在那次采风中,夏威夷吉他这新奇的玩艺,好多人都不认识,弹奏起来不是挂在胸前,而是平放在腿上,轻拢慢抚,音色柔和曼妙,如同情人的低语和流水的潺湲,极适合弹奏印度尼西亚民歌《宝贝》、《星星索》和小夜曲这样轻柔浪漫的曲子。因此那次采风,当我们在农家的麦场上与农村歌手们联欢时,邓的吉他独奏是极受人们欢迎的节目,他也出尽了风头。
    张和邓当时都没有固定职业,为了生活,这两位居然临时组合为一组,替工厂企业用板车拉货。二人穿着粗服,邓在前面用绳拖,张在后面拽着车把拉。虽然他们都不是拉板车的料,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怪事实在司空见惯,并不鲜见。到了晚上,在浴室里洗去一身臭汗,邓又恢复那帅哥的潇洒,和张进入胥先生的陋室,成为广陵派琴人忠实的弟子。也许此刻他们手上白天磨出的血泡尚在隐隐作痛,他们却自得其乐。他们一个星期两三次,有时间就去,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但以晚间居多,上个世纪的六零年、六一年是他们学习最认真和刻苦的时期。当然也是胥桐华先生暂时告别孤独、生活感到充实的日子。于是在那条不长的小巷里,你在白天、或在晚上会不时听到与那个时代不太合拍的乐声,古老而又悠远的琴声让他们与沙滩上的雁群嬉戏,与远去大漠的行人互诉衷情,与山寺里的磬音低声合唱,在音乐的世界里彼此交流对尘世和自然的感悟,在虚空里享受着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肚皮,并不太关心别人的事,大跃进的豪言壮语退潮了,人们黙默地承受着饥饿的无情煎熬,阶级斗争的弦相对松了一些。因此当你沉醉在《平沙落雁》或者《阳关三叠》乃至《普庵咒》的旋律里时,并没有人来干扰或盘根究底。
    胥先生没有职业,为人低调,她的身世知道的人也不多。《扬州历史人物辞典》说她“原籍宝应,出身于船民家庭,迁居扬州。兼善“川派”、“广陵派”古琴。”而扬州诗人刘介春写的《扬州艺坛点将录》里,却说她是“江苏丹阳人,寓居扬州”。《扬州文化志》里有极为简单的介绍,说他“原籍宝应,迁居扬州。”笔者以为当以“宝应人”为是,但也有人表示质疑,说听不出她的宝应口音。胥先生一生最为辉光的日子大概是在1956年,《扬州历史人物辞典》记载说:“1956年与刘少椿一同被邀请至北京、南京,参加全国琴人录音。在北京期间,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为她录制了古琴曲多首。查阜西曾评其弹奏的《平沙落雁》自成风格。”但她从不炫耀这段历史。也就是从61年到63年那段时期吧,亦即被伟大领袖称为“滑到修正主义边缘”的那段时间,我们国家的政治氛围相对比较宽松,扬州作为文化古城,常有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前来访问,胥先生常常作为广陵派琴人,被请去为他们弹奏一两曲。我有时恭逢盛会,也能看到她正襟危坐面对观众的风采,她身无任何眩目的光环和头衔,却不失大家风范。尽管她拿不出一套像样的礼服,但粗头布服总是洗得非常干净、齐整,出场话不多,但得体大方。她演奏的曲目一般是《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渔樵问答》和《阳关三叠》,如是好朋友,她也会为你弹一曲《普庵咒》,这可能是她弹得颇为满意的曲子,或者这其中寓有她的身世和独特的感受吧。为此扬州市政协每月补贴她六、七块钱,虽然数量不大,但对胥先生而言却不无小补。她曾对我说过,这要感谢钱承芳市长和扬州市政协,使她免去了冻馁之苦。因此为了感谢政府的关爱,有客人来扬,政府请她献上一曲,她必竭力为之,绝不推辞。她还说,我拿了政府的钱,就得尽一点义务,否则于心有愧。现在有了两个学生,我哪能收他们的学费呢?说句老实话,当时的张孝刘和邓定寰也拿不出学费钱,师徒们堪称“苦中作乐”。有时这两个弟子会送上一些薄礼,无非几斤红薯,斤把茶食,或者两包中下等的香烟,如飞马之类,胥先生会感到十分高兴,坚持要与他们分享。有一次我问她对这两个徒弟的评价,她并不隐晦。她说:“邓定寰脑子活,记性好,在文工团里呆过,基础好,学起来快。比起来,张孝刘稍差些,有时候手指头都拨肿了,一个曲子总要比邓多弹几次才能领悟。但孝刘有个好处,你多说两句,他也不会作恼。”可以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前期,广陵派古琴之所以有些影响,是靠胥先生瘦削的肩膀支撑起来的,当时接待来扬客人,我从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出场,但现今写扬州古琴史的人却很少提及,我认为这不太公平。
    张与邓同胥先生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两三年吧,张的时间比邓要长些,后来邓定寰为了生计,于1963年左右离开了扬州,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没有回来。听说他到了浙江,在海盐县的一个越剧团里作曲,结了婚,有了孩子。文革时,成了造反派的头头,曾被揪斗,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古琴并没有成为他的职业,仍然是一种业余爱好。进入21世纪后的2008年,近70岁的他忽然闪电般地访问故乡,因为找不到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直到快要离扬时才打听到朱福烓先生的电话,二人总算见了面。听朱先生说,他发福了,明显老了,现在好像在经商,并没有发财,但愿音乐和古琴艺术没有离他越来越远,因为而今他是胥先生唯一的传人了。张孝刘的日子也是一波三折,他既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80余岁的老母。先是在一家房产公司打零工,时间不长被辞退,又是东做两天,西做两天。后来进了粉妆巷的塑料厂,因为他是个多面手,既懂电工又懂机械,善动脑筋,成了生产技术能手,从此结束了不安定的日子,三十大几岁才结了婚,并有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
    1963年以后,张的古琴学习也告一段落,他有时候还去看望胥先生,但时间越来越少了。随着三年说不清是天灾还是人祸的结束,虽然人们不再被饥饿所驱使,但阶级斗争的弦却日益绷紧,一场风暴正在日益逼近,折腾又将开始。来扬州的文化人销声匿迹了,也就无需胥先生出来演奏,因此那每月发放的六、七元生活费也就不太正常,往往需要跑几次才能拿到,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她不得不用她弹古琴的手去糊纸盒子,那是居委会安排的,也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以取得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古琴仍然悬挂在墙上,琴囊上却已经落满了灰尘。当革命样板戏甚嚣尘上之时,一切其他文化都被视作另类,古琴当然被人们忘记了。张孝刘说,他的古琴用的是丝弦,断了两根,却始终配不到新弦,无法弹奏,只好作罢。再说,即使配了新弦,又有谁来欣赏呢?“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对此,我往往无言可答。当然胥先生的日子更加艰苦,除了生活的贫困,还有病痛的折磨,不得不缠绵于病榻。
    终于那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到来了。胥先生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对这样一个孤老婆子,红卫兵不感兴趣,破四旧她那间屋子除了古琴而外还有什么可破的呢?但她那仅有的几块钱却从此失去了保障,当钱承芳市长等所谓走资派被揪斗以后,政府早已瘫痪,还会有人来过问她的死活吗?所以她在病床上挣扎了一阵子之后,终于在1969年仙去,享年64岁。那把和她共度大半生岁月的珍贵宋琴不知何处去了,但愿收藏者不是个伧夫。所幸的是她还有一位大弟子张孝刘和一位养女料理她的后事。张孝刘处理婚丧喜宴、生老病死等日常事务堪称行家里手,因此我相信胥先生的后事当不会过于草率。
    张孝刘逝世于2002年春节前,死于脑溢血,死前的几个月曾到我家闲聊,那时他明显胖了不少,有点臃肿迟钝,当他迈着不甚轻便的步子离开我家,我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一年他刚好70岁。
    扬州诗人刘介春(1896-1962)曾将胥桐华列为《扬州艺坛点将录》一百零八人之一,并赋诗一首,诗曰:“廿载尘劳活计萦,南风歌罢寂无声。芳华不觉随流水,重拂朱弦手已生。”这里面颇有些使人难解的地方,可能隐藏着一些胥身世的秘密和隐痛以及对时代的感叹,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对胥先生的过去当比我们清楚,现抄录于此,仅作为对胥先生的一瓣心香和研究者的参考资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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